很多人都在目前主導世界潮流的政治體制中發現了『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規律。這個氛圍實際上只成熟於幾十年前，尤其 80 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開始有了一種群體性脆弱，畢竟公權力就是為脆弱服務的。一切主張自我管理的聲音都會被看作是、源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逆流。乃至於一個內心稍微堅強、勸慰他人要訓練自己內心的人，都會被看作是缺乏共情。這使得人們逐漸喪失了對個人選擇的尊重和關懷，逐步變得只會討論群體性的脆弱。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父母的選擇被無視，因為未成年人具有群體性的脆弱。在社會問題上，越來越多的問題被看作是結構性的問題，而非個人選擇的問題。比如就隱私而言，在中國可以選擇用微信，也可以選擇用加密程度相當高的其他軟件。但眾所周知不保護隱私的微信卻是最主流選擇，這顯然說明了更多用戶比起隱私更重視方便和功能。這些用戶的自主選擇被完全無視，問題直接被導向了公司沒有結構性地保護缺乏隱私的脆弱用戶。我在國內的時候，除了主動要求我使用微信聯絡的人，幾乎都繼續用 Telegram 保持聯繫，並沒有耽誤過任何約定。在 WA 被牆前，則始終使用 WA，這是一個跨平台的、絕對比微信保護隱私的選擇，然而它在中國活了很多年也沒多少用戶。不選擇微信是我個體所做的選擇，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是個人的選擇不同。此外，我手機中的特殊內容，都會習慣性地加密保存。這為自己使用的時候增加了一些不便，但卻是實實在在地更安全了。對比之下另一些用戶只會一邊高喊自己重視安全，一邊只知道說 iOS 比 android 安全，對相關的知識一無所知，也拒絕學習，完全沒聽過說基於 Android 的很多安全評級比 iOS 高得多的方案。從群體效應上說，iOS 比 android 更好地保護了群體性脆弱的小白用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惡意軟件針對 Android。但對於安全問題可供個人選擇的方案，則在公共話語中高度缺失。這種話語不鼓勵人們通過學習和訓練自我提升、管理自己的生活，只鼓勵人們哭訴自己的脆弱沒有被群體性呵護。最終在社會上活動的是人，我並不對基本工資、最低工資之類的保障方法抱很大期待，因為它們無法結構性地改變人管理自己生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一家公司工作辛苦，可以不去那裡工作，而如果一些人有高強度工作的能力和願望，他們就可以去做。在學術界、尤其理科學界，有很多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狂人，在沒有任何企業、即所謂強權、的約束下拼命工作。這種個人選擇在流行價值中不會被尊重，因為它們和群體性脆弱相悖。當一種討論社會問題的語言塌陷到只有弱勢群體和結構性問題時，就意味著它再也不關心個人選擇了。一個人有一種私人的事業，他一生無法完成，養幾個孩子，從小培養，最終選擇其中有興趣的人繼承這個事業，這也是一種個人選擇。這種個人選擇不會被尊重，因為那個繼承人所得的財產使一些心理脆弱者覺得不公平。我總是希望人能越來越多的關懷自己的行為、想法、念頭，逐漸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逐漸用自己和自己親朋的努力去實現更多私人的、異想天開的、未必流行的想法。那便才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未來吧。如果遇到一些年輕人，我總希望他們走到『自主自如的生活』這一路上來，而不是『對著社會撒嬌』那一路上去。那不是文明的進步，只是沒有尊嚴地活著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