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社会的进步，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是人发生了改变。比如对比 100 年前的普通中国人，今天的人更有知识、学习能力更强、并不生活在信息贫瘠中，而且很多人都生活在了高密度的城市中，这些人开始慢慢思考并处置生活中的普通问题。而另一个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是，一个人一旦成年了会很难改变。所以正如普朗克所说，我们不指望改变这一代人，而是等着有新思想的下一代人成长起来。在这个框架下，我认为很多应对社会问题的框架，从基础上就假定了人有固定的、不会演化和改变的内秉问题，而制度设计不惜牺牲人的自主性，也要去强硬地针对这些问题。那么这种制度设计是否将人固定在了这个那些问题上，就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过去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很多人各种方面的教育资源都都短缺。这时候一些人就要强调大环境有问题，我们要根据这个大环境给年轻人提出种种限制，以保障其发展。即使有一些孩子教育资源不稀缺、心智成熟很早，但他们因为数量少，所以被牺牲了也没什么。但问题是成年人根据自己年轻时代的稀缺程度所形成的理念，和今天的孩子的生活匹配吗。我小时候有一个印象，一个同学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家越可能开放玩游戏、看电视、谈恋爱。一个孩子的父母教育程度越低，要么完全不管，天天傻玩，觉得敦促孩子学习就是毁童年，要么极度严厉什么都不让玩，觉得那些都是洪水猛兽。现在包括游戏在内的很多一致性限制，其实都在变相忽视这种差异性。而显然，人们的愿景都是让更多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的家长也越来越明事理，但实际操作中，反而是先通过过度限制，把最良好家庭的能动性极大的锁死了，把很多心智成熟的孩子的生活给禁止了。一些人觉得按照自己的想法生产年轻人，改造成年人，就能通向更美好的社会。而这种想法，只能说其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