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理念，叫退出成本。这个退出成本，可以是社群的退出成本，也可以是生活方式的退出成本，或者就是消费的退出成本。比如很多人喜欢争论家庭主妇是否降低女性社会地位，是否属于被迫选择。而在我的视角中，做什么都是个人选择，不宜划分差等、形成高低贵贱，但不喜欢这个选择了能否退出，确实反映了人们的选择是否被迫。假如一个人选择当主妇或主夫，不想做了还可以出去找到工作，那么这其中显然不存在被迫选择。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足够的学习机会和工作能力，只能通过建立人身依附关系生活，那么显然其中有很大的被迫成分。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尽量回避这种被迫的出现。类似地，很多人讨论宗教是否对教徒的人身自由有伤害，我也会从退出成本考察。如果一个人，想退出一个宗教，就可以退出，那么那个宗教给他再大的人身约束，我认为都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五戒合理，具足戒一样合理。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不同，也绝不涉及不平等。因此我从不反对宗族，任何人只要有了工作，经济独立，愿不愿意继续跟家庭成员维持关系、维持怎样的关系，那都是个人选择。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宗教生活是生来就不可更改的，必须遵守其律法至死，那么这种宗教带来的人身约束，就是我无法接受的，一定要用公权力予以限制的。同理，我父母可以劝婚，我可以不听，这没什么。但如果他们能决定我的婚姻、形成包办婚姻，这就有问题了，等于我沒法退出他们设计的家庭。正是出于退出成本的考虑，加上我们生来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公权力中，不换护照不出境就难以退出，所以我对扩大公权力极度慎重，因为这是退出成本极高的事。可以说我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都会计算退出成本，以及这个退出成本我能否轻松支付得起。因为顾虑这个成本，所以我放弃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可以让我在别人眼中过得更好，但在我眼中的过得更好，往往就是退出成本可支付。这种合算小到了很日常的小事。比如苹果推出了一个服务，可以让 iOS 和 mac 联动，但限制了我用 iOS + Linux，那么我就会尽量少用这个服务，用同样功能的跨平台服务替代。这样我不用 mac 的退出成本就被降低了，不会出现未来对围墙花园不满、也很难翻越围墙逃出去的情况。每件事的退出成本可能不一样，比如在今天，彻底不用智能手机的退出成本就比较高，但对我来说也不是完全支付不起。基于这个理念，我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都控制在了可退出的范围内。事情坏起来了，我就退出换条路。那是我为自己选择的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