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日志，叫『餐桌与互联网』。这篇文章，反映了一个我最近十年来很常见的思路，即用线下的礼仪，来理解线上的个体行为。

　　

　　之前多次提到，我是一个很落后的人，我日常生活中几乎不用所有移动互联网 app。平时日常，只用喜马拉雅一个，听听评书相声京剧昆曲。音乐和视频还是靠自己下载、整理文件，阅读也不看朋友圈公众号，新闻只读我的 rss，不使用任何带算法的 app。互联网对于我而言，依然是十几年前那个能把具有时空隔离的线下世界联系起来的工具，而不是新世界、架空世界、更不是元宇宙。所以对我来说，一切我都得按线下的行为方式来。

　　

　　在『餐桌与互联网』之外，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叫『乞丐与互联网』。以前我家住在国贸。从我家小区西侧出去，南面是永安里，西面是秀水街。提这两个地名，是因为张玮玮和郭龙有这样两首歌，写他们住在那，我也恰好住在那的时光。北京的很多地方是文学化、艺术化、音乐化、历史化、民俗化的，而不只是普通的一些钢筋水泥和城市居民。人们总要把这些不同层次上的时空叠加起来，才能理解这种呈现。那时候小区西门的路边一直有个乞丐，是残疾人，在楼下乞讨。他断了腿，坐在一个单片木板安了四个轱辘的小车上，一言不发，也不主动讨要，和其他人截然不同。那时候因为很多乞丐都知道秀水街是老外时常光顾、被宰的地方，晓得这些人有钱，所以老外一出来，就有一群小孩围上去索要。而那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偶尔还带一本书自己看。他移动起来很费劲，需要用双手像爬一样一步步地推小车。车轮自然也比不了如今随处可见的滚珠轴承，摩擦力很大，最终都要以摩擦在他手上的力量去抵消。他要了大概两三年，好像是有外国人主动帮助他，于是他改成了卖外文书。地方不变，他还是坐在他那个小车上，甚至连坐着的姿势，都没有因为这个变化而有区别，还是不算挺拔的腰板，但也绝不岣嵝，至少比我的脊背要正直一些。我小时候不太懂外文，囫囵应付考试，但是喜欢看书。外文书，那就是一个新世界。有时候忍不住去翻看他卖什么，翻一会，看不懂，也就不会买。但是我还是会留给他五块到十块钱。他会推辞，但我会解释，我看了书很开心，应该付钱。如果人们问我了解不了解这个人，我当然完全不了解。如今他完全隐没在人海中，估计早已离开了北京这残暴而缺乏温情的地方，我拢共也只看到了关于他的这么几幕。况且，我刚搬到那里的时候，身高只有一米四多，可以开心地穿我们班女生扔了不要的二手校服。所以平时自己在大街上晃悠，尤其是我家周围长安街、三环路这样真正的大街，必须要时刻关心自己会不会被拍花的给拍走，拽上金杯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但是直到今天，我对这个人的印象都只有尊重。因为仅仅我看到的这几幕，易地而处，我是做不到的。我后来于深夜落魄地躲在麦当劳里取暖、好几天都吃不饱饭的时候，会想起他来，冬天的寒风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也可以说是跪在那，腰背比我还要直一些。至于他人生的全部经历如何、是否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做过下贱的琐事，我是全然无知的。即使我知道了，也不会动摇我所看到的一幕幕给我带来的深刻影响。

　　

　　我为什么给他钱，为什么我明明也不富裕、而且没有经济收入却要给他钱呢，为什么我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好人坏人、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却要给他钱呢。这件事很玄妙，在我看来就是我愿意帮助他一下，如此而已。我并不因为帮助了他而感到任何自我满足，感觉我做了好事，也不因此而感到伸张了正义，毕竟鼓励乞讨、让人感觉乞讨有利可图，并不是对城市发展好的事情。尤其那时候的北京，三两块钱就可以不限时、不限里程地坐地铁，市政和市民都被这种行为搞得疲惫不堪，更别说去秀水街随时面对张口就是五到十倍开价、出门就被一群小花子包围的老外了。帮助这个人不但不给我自己的内心带来什么，我也从不觉得捐款是要在别人面前显得我有爱心。当年我忘记是汶川地震、还是什么事、总之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了，全班所有同学人人都有捐款，只有我一分钱都没有捐。因为我不觉得这些钱会被官方的筹款组织正当地使用。彼时，我既没有能力说服其它人认同筹款组织的不可靠，其实也没有能力使自己确信个人的见解就一定正确。只是事后曝出来的帐目，似乎证明我是正确的。但是我同学们当然做得也没问题，人家捐了一百块，哪怕只有五十块用来帮助了别人，那么要帮助别人的心愿毕竟达到了，并不能说我就比他们机智。况且他们即使和我一样相信筹款组织不可靠，也完全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捐，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理由。反之，没人问我，那我肯定不会主动试图用我的理由去改变别人的行为，毕竟我自己的理由都没有什么确证，只能等着马后炮和事后诸葛亮。那时候，我父母和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觉得我这样会被同学当成怪人、坏人、小人。几天后，我走去西单看书，那天下了暴雨，我因为从不用雨伞，所以被浇到全身通透，内裤拔凉拔凉的。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特别的，可那时我看到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一个不大的捐款车，上面搭了一个根本挡不住北京夏天那种如天漏了一样之倾盆大雨的小棚子，几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穿着透明的塑料雨衣，站在暴雨中为同一件事筹款。有一刻感觉自己被触动了，把本来要买书的所有钱，都捐了出去，终于和我的同学们一起，被宰了一刀。如今回忆起来，会觉得即使我这样冷漠的人，终究也会动情，会情不自禁，会失去理智。其实这件事之后，我父母和奶奶再次批评了我，因为我自己去捐款，没人知道，身边的同学和老师还是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捐款，花乎不喇的。但，谁在乎呢。

　　

　　乞丐的故事讲完了，捐款的故事也讲完了，是时候说几句互联网。不然这篇文字要因为跑题被打到 36 分以下。如今互联网上的个体募捐，很多人习惯性就叫网络乞讨，好像贬低别人一下，自己就能快乐、高贵、精致。那么募捐也好、乞讨也罢，名词而已，我是无所谓的，但总之人们完全可以把互联网的场面带入线下思考一下。我去翻看我家小区门口的乞丐的书，然后要给他十块钱，这时候有人看到我要不拿书直接给钱，三五成群地跑过来说「孩子别被骗了，我是好心提醒你，现在骗子太多。」「这个人昨天还在路口随地吐痰、我都看见了，不是什么有素质的人。」「人家在秀水街乞讨，比你有钱多了，还看得上你那十块钱？」「你怎么知道你给他的钱，不是拿回农村给他家暴的父亲喝酒，然后打他妈。」「现在的小孩也太善良了，根本不了解社会的险恶。」「你还年轻，别那么傻。」幸好我从小没有在这样的线下环境中长大，否则我可能那时候就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深的怀疑。这些废话即使对于十二三岁的我来说，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更不是什么长大了才能领悟的社会秘密，家大人也早就给我讲过，我自己还在中央电视台选拔的小记者班里听过一线记者对这个问题的调查，以及怎么去调查。这个虚拟的场面中，最吊诡的部分，其实是那些人凭什么以一种劝说的、更有见地的姿态来指导我的行为呢。我的行为要遵守社会法律，未成年的时候还要接受师长的约束和指导，这我是理解的，从小就理解的，虽然有时候不太情愿。但是如今很多人觉得师长的约束和指导，是传统文化遗毒、大家长制、权威主义，反倒是一群陌生人来劝导我的行为，却成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甚至被吹嘘成推进社会进步、广布社会正义，这件事难道不是非常吊诡吗。父母和老师的力量再大，管制力再强，难道能和社会大众的群体性注视和规训掰手腕吗。因为对前者力量的不满，而呼唤无所节制、甚至公权力都不能真正节制的后者，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所幸这种吊诡的现象，在永安里和秀水街没有出现，我还是可以想着「我的前程未知，你的美丽还在高处。」向着未来前去。不幸的是，如今我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现象，就是这种吊诡的场面。那些人理直气壮地问我「我为什么不能阻碍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我为什么不能质疑？」「我为什么不能善意地提醒其他人？」这些反问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放到前面那个线下的场景中，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奇怪，很莫名其妙，虽然还没想清楚哪里不对劲，但好像和日常发生的不一样。

　　

　　这就又回到了『餐桌与互联网』的故事线。一件线上被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放在线下马上稀奇古怪起来，而线下才是人类数千、数万年文明史的沉积。一些人有比较清晰地头脑，能够抽象地思考问题，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但是另一些人不行。我觉得不行，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对，就像我在那场大暴雨中所做的，在外人看来很可能就像是脑子缺了根弦。但我有一个基本的、不需要多高智商、也不需要保持理智的堤坝时时都不会被情感冲垮的方法，那就是尽量不让自己的行为伤害到别人就好。比如我把我身上的钱给了别人，最多是我被骗了，我损失了一些钱，我少吃了些好吃的，有的书我不能买回家看，要多走十几公里去书店才能看完，但是这件事起码不会伤害到别人。这种伤害当然不是说有些斤斤计较的人，觉着地铁上有乞丐功放音乐唱歌打扰了自己，就自我感觉被伤害了、尤其是留下心理创伤了，故而要让对方消失，而是真的生理上的，要死亡、要生病、要失去生活能力的伤害。不幸的是，连不要把这种程度的伤害加之于人，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他们竟然向我宣讲善良、美德、正义、关爱、进步。腐朽、落后、顽固的古人说『君子成人之美』，这是雅言，俗言则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想必这都是进步人士必须抛弃的旧道德了。

　　

　　我并不是一个慷慨的人，也不是一个富裕的人，我自己并不经常捐款，当然也不建议任何人捐款，更不建议任何人劝说陌生人给他人捐款。劝说不等于简单让别人知道，有人需要帮助。劝说是要试图改变他人自己的决断。所以劝说对我来说，得有一分人情在，才有资格劝说。当然，人情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个陌生的概念了，这我也是知道的。我个人只是简单觉得，我不一定慷慨助人、乐善好施，但起码不要轻易伤人害人，尤其是不要通过伤人害人来凸显自己的号召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我希望自己在过去，今天，未来，都始终坚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