胠篋
如我的所有其它文字一樣，我使用的每一句古人的話，都是爲了去說我自己想說的內容，而絕非揣測古人的原意。那種不可證僞的問題，我個人沒有什麼興趣。『盜亦有道』是從小對我影響很大的觀念。十多年來，我這個壞孩子，都自詡『跖之徒』。在這個『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的特殊時刻，我打算寫寫這件事。
胠篋是莊子的名篇，講了著名的『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道家強調『道』，以爲德、仁、義、禮一步步偏離道，至於禮已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個『盜亦有道』的道理，是幾千年來深深根植在漢文化的語境中的。但是真正把它普及到引車賣漿之徒那裏的，恐怕不是道德、南華，而是以水滸傳爲典型代表的一系列話本。說書人講水滸、江湖、綠林、響馬，講得都是這個從柳下跖而來的傳統。柳下跖和柳下惠是兄弟，而這個『盜亦有道』的傳統、也和『坐懷不亂』的傳統、並生了數千年。但是隨着金皮彩掛等江湖人、因取消會道門而式微，坊間之人不去專門研究道德、南華，只怕就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傳統了。而從前漢語語境中的水滸，也就變成了農民起義、反抗權威等等，仿佛江湖之所以爲江湖，乃是權威所塑造的。
水滸開篇的楔子，說一個官員放走了一百〇八個妖魔，那是明示了。但是現代許多人的解讀，要麼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強調水滸的人物只是強盜，要麼站在反政府的立場，以爲水滸的人物是反抗體制的英雄。這些解讀可以說都是現代視角的，而不是楔子所明示的那個傳統的視角。如果聽江湖人說江湖事，其視角不聚焦於政府的善惡，而聚焦於江湖人本身，以此向外延展。換句話說，宋仁宗時期的包龍圖，能講出三俠五義、白眉大俠，宋徽宗時期的蔡京、高俅，也能講出水滸傳。因爲在傳統漢語語境中，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縱然是後人看來的太平盛世，也必然存在着不公，故而盜跖之爲盜跖，並非依着官府的善惡、世道的興衰而存在，乃是一種自在。只是今人喜歡一種宏大敘事，在同一個框架內解讀社會的種種現象，故而如果一種制度是善，那尋釁者就是惡，一種制度是惡，那反抗者就是善。時間事，總逃不出話語中的微言大義。但是在江湖人的語境中，則未必如此。江湖人講的是規矩，守規矩的可說是淨胳膊淨腿、人物字號，敗壞規矩的，則可能人人得而誅之。所以水滸傳中，所有偷雞摸狗、發賣薰香蒙汗藥藥的，能耐再大，也是末流。換到武俠話本，這些人就要算下五門，夠不到上三門的門戶，但背後的道理是一樣。說江湖、江湖人，不能離開江湖規矩，而去用官府的好壞來下一個判定。在傳統語境中，柳下跖，就是盜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就是妖魔。至於自詡柳下惠、孔仲尼之徒的人，到底是謙謙君子，還是衣冠禽獸，那並不影響盜跖之徒的定位。只是前者真的到了『忠信之簿而亂之首』、以禮吃人的程度，後者的珍貴便顯現出來了。但是這種顯現，從不意味着後者是依前者而出現的。前者也從不能替代江湖的規矩、而去締造江湖。
既然知道了水滸的存在，靠的是江湖規矩，那麼什麼是這個規矩，就成了一個很主要的問題。可惜這個問題就像普通人的生活有道德情操一樣，這個道德未必是能一句一句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教條，所以也沒人能白紙黑字寫出一條條江湖規矩，或者也可以說不同的行當自有規矩。一言以蔽之，道德未必是能成文的道德規範，規矩也未必是能成文的行爲準則。但兩者是一樣的系統，支撐了兩個不同的羣體，所以『胠篋』說『聖人』和『大盜』是並生的。可以看到，江湖叢談中的江湖人，明清話本中的江湖人，響馬傳、水滸傳中的江湖人，可不是『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俠之大者』，最多是『鋤強扶弱』的『俠之小者』，很多甚至俠者都算不上，義士也算不上。今人要把自己眼中的打砸搶燒，看作結構性反抗，並寄託於水滸傳，至少在我眼中，可以說是一點江湖規矩都不懂了。因爲江湖人關心的不是公事，不是要建構全新的公共性。他們的規矩不是社會普遍的規矩，他們利益也不代表社會大衆的利益。如果我們溯源回那個『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的大盜之祖，他絕非什麼反抗結構性壓迫的標兵，而只是指出了、建構公共性的聖人、往往矯言僞行、而欲求富貴，實是最大的大盜。而他自己，爲了私利而胠篋的時候，還是要講究盜亦有道，否則成不了大盜。今天我們討論水滸，不能離開他們所追求的道。
每個人可能都對『盜亦有道』之道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個人聽久了江湖人說的『三列國東西漢，水滸聊齋濟公傳』不免以爲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義氣，在大盜之道中，有着獨特地位。換句話說，聖人討論的是整個公共空間中的仁、義的表達，而大盜關注的是自己所生活的小環境中的義。秦瓊的職業是捕快，單通的職業是綠林匪首，程咬金是劫皇綱吃生米的。但是秦瓊和他們有交情，就染面涂鬚詐登州，爲朋友兩肋莊走岔道。在他們的視角中，這份義氣大過了隋朝的王法，也大過了秦瓊本身的工作職責，更大過了社會本來的經濟秩序。甚至這份義氣，在三國演義中，被包裝得大過了劉備匡扶漢室的夢想。當然這些是文藝作品，其中不免包含了各種藝術加工。但是在這種誇大背後，事實上它們傳遞了一種不同於聖人之仁義禮的價值。義氣在江湖人中，有着極其核心的地位。如果秦瓊和單通講的是官私兩面的利益，講的是互相吹捧的面子，那就沒有鎖五龍那段使人潸然淚下的故事。將這種義氣掩蓋，單去講隋朝政治的崩壞，那決計塑造不出秦瓊這樣的人物。故而同樣的世道，王教頭私走延安府，而九紋龍大鬧史家村。同樣的世道，不同的人。王進乃世之中流，史進只是三十六天罡。
江湖人有自己的經濟根基，斷道劫財也好，金皮彩掛也罷，總是要解決吃飯問題。而他們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同樣是把小圈子的利益，置於了公共利益之上。江湖人從來不代表某種公義，而只是自己人利益自己人。比如算命的到了一個新地方行騙，可以找當地賣梳篦的介紹長春會的閣念。閣念會安排其下處，以及生意。但說到底，算命只是行騙而已，江湖人自然知之。他們走南闖北，不免就是在一個地方騙久了，容易吃掛澇。所以說江湖人算不上代表社會公義，他們利益自己想利益的人，同時用自己的規矩去守護這部分利益。這就是南七北六的江湖人，用春點組織起長春會的原因。『寧給一錠金，不傳一句春』，因爲規矩事大。江湖人不一定只利益江湖人，比如佔山的匪首可能只打劫過往客商而資助當地百姓，小綹可能摸大戶接濟隔壁的窮人。但總而言之，他們是不關心社會的經濟秩序的，他們只生活在自己的那個片層上。這種經濟根基中的小圈子屬性，其實和義氣一脈相通，都是把私人的小圈子凌駕於社會的公共性之上。私仇和個體遭遇的不公，都可能導致這些人將自己的訴求，凌駕於代表公共性的法律和道德之上。這點上，魯達和武松都是極好的範例。魯達覺得鎮關西仗勢欺人應受懲戒，但私刑致死亦知自己所做之非，乃使詐遁去。所以他們並不是什麼訴求全新公共性的反抗者，而是根本就不會老老實實遵守任何代表公共性的秩序。水滸傳其實挑明了訴求報效朝廷的人，和那些真正的綠林豪傑，是無法協調的。因爲這種訴求在經濟和倫理上挑戰了維繫小團體的江湖規矩。後世作者要把江湖人塑造成爲國爲民的大俠，不免就沒法說清楚大俠的錢從哪來，大俠爲什麼可以擅動私刑而不用守法。江湖人並不是什麼大俠，他們就是綠林、響馬，居於水滸、江湖。
如果說江湖人普遍將私人的利益和義氣，置於公共的結構性正義之上，此是共性，那麼江湖人之不同，有的人是英雄好漢，有的人是草菅人命，則歸根揭底還是人的區別。盜跖對孔丘的指責，就根植於一些人用公共性的仁義來標榜自己，其實不過欺世盜名而已。而如果人們脫離了這種公共性，則無論是聖人之道，還是大盜之道，都是要『慎其獨』，都有一種自律。這種自律對遊俠來說，可能是以武犯禁，對聖人而言，則是經世濟民，對大盜而言，可能是劫富濟貧。但是總而言之，如果脫離了這種自律，則再無道可言。這種自律絕非因爲體制的破敗而產生的，它根植於『坐懷不亂』和『盜亦有道』兩個傳統中。大盜如何息止呢。當基於私利的經濟秩序和私人形成的倫理關係，純粹形成於放任和自律、而互相沒有衝突，那麼再也不需要聖人別去建構一種公共性的仁義，彼時大盜息止。當然這個『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幾乎永遠也達不到。所以我們今天有強調公共性的聖人，也有要顛覆那種公共性的『跖之徒』。柳下季和柳下跖兩兄弟的故事，還會繼續下去。